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行压力加大。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2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要求，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是否需要设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将会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引发广泛关注。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已成为政策共识，如今的核心是要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区间，并且在政策实施上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在我们看来，在当前疫情反复多发、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的形势下，发布明确的年度GDP增速目标，以此统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政策合力，是当前化解三重压力和稳定增长的关键抓手。

GDP增速目标是否已经失去政策引导作用？

在2014年后，我国调整优化了地方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不再“唯GDP增长论”，而是加入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劳动就业、居民收入、债务规模、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考量。据此，一些专家认为，在中央弱化地方GDP考核的背景下，继续设定全国GDP目标已经缺乏引导意义；改由人民银行和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全国GDP增速预测值，可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但需要注意的是，GDP增速在考核中仍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不唯GDP增长论”并不能否定GDP增长目标的引导作用。事实上，其他相关考核指标大都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与GDP增长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资源消耗方面的核心指标单位GDP能耗比、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负债率、科技投入等指标等都是直接基于GDP设定的；新增就业、居民收入也与GDP增长密切相关。

同时，单个部门的GDP预测增速难以发挥“全方位引导作用”。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某个部门发布全国GDP增速预测值，不仅在技术上面临预测模型可信度的检验，在引领上既难以获得各个部委的认可，更难以得到各个地方的认可。因此，如果政府工作报告不发布全国GDP增速目标，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经济决策就会失去明确的参照物，许多经济活动和政策实施将难以协调。

此外，设定GDP增速目标才能明确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从货币政策来看，货币政策的力度很大程度上是根据M2增速与GDP增速、通胀水平来综合判断，不确定GDP增速目标，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难以把握。从财政政策来看，财政赤字率是财政赤字规模与GDP的比率，不确定GDP增速目标，年度赤字规模和财政政策力度就难以确定。从金融稳定政策看来看，GDP作为杠杆率的分母，不确定GDP增速目标，宏观杠杆率的调控目标也无法确定。

“高质量发展下”GDP增长是否已不重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上疫情暴发之前，我国GDP实际增速整体上处于下行态势，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了2019年的6%。据此，一些观点认为，在新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和GDP增速已经让位于改革创新、结构调整，GDP增速目标已不再重要。

但事实上，高质量发展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中央高层所指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在经济保持适当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履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首先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好蛋糕。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意味着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要较2020年翻一番，需要将未来15年的年均速保持在4.7%左右。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GDP增长直接关系企业经营和就业状况。在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前期阶段，通过“六保”政策来保持居民就业和避免企业停工破产是必要的。但随着疫情局部反复和防控常态化，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才是解决企业经营和居民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1月24日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超过1.5万家样本企业（其中小微个体户约占九成）的营收和利润率在去年四季度均有所下滑，近50%的样本企业面临经营成本压力和市场需求疲弱问题，同时2021年12月16~24岁青年的调查失业率高达14.3%，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突出。

以GDP增速目标聚合各方政策合力

2022年的GDP增速目标确定在5%~5.5%比较合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统一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共识，有助于推动各方面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是扭转市场预期的重要抓手。考虑到与前几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延续性、保障2022年充分就业需要的经济增长、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需要的增长速度，以及全国GDP增速目标与各地目标的关系（31个地区2022年GDP增速目标的加权平均值为6.1%），2022年全国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5.5%左右比较合适。

各方政策“锚定”GDP增速协同发力。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定经济大盘”，年度GDP增速目标无疑是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最重要的“锚”。围绕这一目标，货币政策可以进一步明确年度货币信贷增速目标，在前期降息降准的基础上，运用降准降息等政策工具尽早发力，进一步解决当前中长期贷款需求仍然不足、“M2、M1剪刀差”扩大等结构性问题。财政政策应积极利用去年预留的财税空间，在积极推进“减费降税”、支持基建投资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尽快提振消费，通过供需联动扩大内需。